垣百姓之福。”
“嗨，什么福。”刘光晋喝了一口茶，眯着眼瞟了瞟外面的毒日头，“每年税都挨家挨户地收，想不体察民情都难。”
“可今年就要施行新法了。”陆昭慢慢放下茶碗，“民籍交的税少了些，那些宗主乡贤的税没有变，税收的会不会容易些？”
刘光晋也不看陆昭，一点一点用干草梗撇着碗里的一块水碱：“我看也难。”
“怎么难？”陆昭问。
“娘子看来是既没交过税，也没收过税啊。”刘光晋抬起头，晒得黑黑的脸一笑，露出一排白白的牙。他放下了干草梗，道：“前几年都好说，地方官员下去收，基本都能交。有不愿意的，顶多嘴里嘀咕几句，但终归还是交。毕竟县令后面站了几百个兵。世家大族们有的是荫户和田亩，也不愿意为这点税钱和地方官闹僵。”
“可今年就不一定了。去年司州战乱加旱情，县里面基本没多少兵了。派人下去收，总有真心不想交的人找借口不给。手里有钱有粮，并不等于愿意把钱粮交出去，更不等于官府能从他们手里把钱粮收走。官府人手不够，就不能随便抓捕不交税的人，担心激起民变。为了考课，还要请当地的乡绅帮忙收粮税、补粮税，这就让世族更容易插手本地政事。”
“最后，老百姓的税是缴了，官府却要给这些豪族填补，在账面上减户口、减田亩，县里的功曹也要请这些人来安排。等来年，能收上来的税就更少，能预留的支出也更少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根子里早全烂了。拔毛鹅痛，鹅痛闹槽，稳槽的成本朝廷又不出，税怎么好收？”
陆昭也不再喝茶，认真请教着：“可是那些宗主、乡绅，朝廷已经划好了帛和谷米钱粮，在缴税的时候抽出部分，归属个人。”
刘光晋忽然睁大眼睛笑道：“娘子，这利益是朝廷划过去的，但这是人情，不是义务。律法上，县府承担收税的任务也承担收税责任。”
陆昭点头道：“权责错位，这是新法的疏漏了。”
“这也难免。”刘光晋摆摆手，“俗话说的好，兴一利而兴一弊，已经算是善政。上面对底下人的道德还是高估了。况且县府、郡府，权力和责任不能平衡对等，政策执行中只有走到最下面，才会把发现的困难告诉上面，毕竟官制都是层层奉上嘛。”
陆昭了然一笑，“上面对底下人的道德还是高估了”这实在是太给面子的回答。背后不给面子的回答就是上面瞎制定瞎指挥。
陆昭也明白，这是无数个自己这样的身居高位者，在制定政策上的局限性。
高位者最瞩目的往往都是全局的、主要的、战略性最高的以及最政治正确的大目标，而非新旧政策交替杂陈中产生的个体的矛盾和局部的困难。朝廷知道要抓人口、土地账本，就要给良民减税，让荫户主动入良籍同时安稳豪族，但却忽视了县府和郡府的财政早已不足以支撑起施行新法。
只有像刘光晋这样，在基层有着丰富的施政经验，才能清楚的看清新法所面临的选择限制和社会成本。
而刘光晋的背后，潜藏的更是一个个颇有苦衷的县官。
新法诚然在解决底层人民的不稳，但同样在给管理底层的官员施压。上层的决策难以充分估计政策出台后的复杂影响，就需要不断的试错。
但对于基层来说，却是合理要执行、不合理尽量理解也要执行的痛苦与两难。而在既要也要的命令下，底层官员就只能选择自己付出成本最小的处理方式，如此便产生出行使权力的灰色地带。
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看，底层官员的不稳，往往是促成底层不满转向和国家对抗的关键因素，是极不可取的政治选项。
从国家权力来看，县府的正式权力譬如收税、断狱，早已移交至世族豪强的手中，而任命等正式权力又开始以非正规的方式运用。权力的运作出现这样的偏差，已经预示着总体性国家权力的衰变，公权早已非公，权威也将沦丧。
“底层官员难做，朝廷是必须要给县拨款。”陆昭喃喃道。
“可朝廷还有多少钱呢？”刘光晋的问话和陆昭所想一同浮了出来。
没有足够的钱就只能用权力下移暂时填补缺口，这意味着对世家的再一次让利。陆昭手里不知不觉地也拿起了一根干草梗，搅着碗中的水。大块的水碱被搅碎了，可是更混乱的杂质迅速从碗底涌动上来。
陆昭抬起头，颇为玩味地看着刘光晋：“我真是第一次见识你这种县令。说你对百姓好吧，偏偏百姓在你的口中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。你出身不高，在县里也看世家脸色行事，但今日却偏偏要为他们谋利。你对皇后制定的新法的理解，似乎和别人有些不一样啊。”
刘光晋低头一笑：“人都有弱点，弱势的人也有强势的一面。百姓交纳赋税，本身就是与朝廷逐利博弈。农夫丢失镰刀的时候，韭菜也会和杂草一起疯长。现在的百姓还吃不饱穿不暖，这个时候政治实际就只是世家门阀们的游戏而已。”
“我是一个县令，目的也很简单。让百姓过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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